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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不難，賺錢真的不難，只要你有宏觀概念。” 今年7月，日本軟銀集團創始人孫正義在一次演講中對自己過去的投資經驗侃侃而談。 他當然有理由自信。 在全球創投界，孫正義的名字幾乎被神化，他早年間押注阿里巴巴大賺2000倍的故事眾人皆知，而“亞洲巴菲特”“電子時代大帝”“互聯網世界幕后人”等稱號，尚不能表達人們對其追捧之萬一。 然而，整個2019年下半年猶如噩夢。在軟銀的投資版圖中，Uber股價跌跌不休，Slack慘遭腰斬，其中被孫正義熱情譽為“下一個阿里巴巴”的WeWork上市失敗，估值暴跌，更是令人們對孫正義的投資能力產生了懷疑。

　　01孫正義的長期主義

　　經濟學中有這樣一個經典課題：“何時開酒瓶？” 我們都知道，紅酒的貯藏年份越長，酒的價值就會越高。但另一方面來說，如果酒瓶一直密封不啟，那么這瓶酒的價值則永遠不會兌現。在這樣的背景下，“何時開酒瓶”就成了一道值得思考的問題。 經濟學者認為，面對這道題的答案，對未來的預期十分重要。倘若人們認為未來是可控的，樂觀的，那么人們就會傾向于延長等待時間，以等待來換取更加巨大的價值。 而追逐短期利益的人，必然只能獲得蠅頭小利。 

　　在這個課題中我們可以看到，“即時享樂者”確定性更高，但相對短視。“長期主義者”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但同時需要面對不確定性的挑戰。孫正義顯然是一名長期主義者。巴倫一篇文章中說，孫正義喜歡將軟銀的投資組合比作銀河系中的星星，稱它們”將持續閃耀300年“。 在投資策略上，孫正義常常以百年為刻度來衡量。 在今年7月份的G2非凡會議的演講中，他向人們展示了兩張圖片。 第一張圖片是2019年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亞馬遜、蘋果、谷歌、阿里巴巴、騰訊等，有7家是網絡公司。

　　第二張則是1960年排名前十的公司，其中從第一名到第十名的所屬行業分別是：汽車、石油、汽車、電力能源、鋼鋁、石油、石油、石油......圖片旁寫著一句話：“頂尖企業都是革命的領導者”（Top companies were revolution leaders）。

　　在孫正義看來，1960年的領導者們，均隸屬于汽車和能源領域，在那個年代，你投資這兩類公司就投資了未來。 而在2019年，互聯網則是當之無愧的龍頭，在30年前你只要投資互聯網，那么在今天則必然會收獲豐饒的回報。 至于未來，孫正義認為，下一個三十年里，必將是人工智能的時代。 “30年后，世界市值排名前十大的公司里，一定有大量的AI公司，就像今天，排名前十大的公司里，有7家是網絡公司一樣，未來，是AI的未來，是人工智能的未來。”孫正義在演講中篤定地說道。

　　 而在具體的產業布局上，孫正義更是表示“我全部都要”。 以AI為核心，軟銀的布局包括但不限于共享經濟、人工智能、地產、自動駕駛、網約車、電商、外賣、金融、企業服務、醫療科技……投資的企業覆蓋各個行業，橫跨幾大洲。 “過去的投資，像是用釣竿垂釣，但用魚網撈魚，才是最快速有效率的。”孫正義在今年年中的一次股東會上，這樣比喻自己投資模式的轉變。 他不愿再接受漏網之魚的錯過。 “我曾經和杰夫貝佐斯一對一面對面的談過，我出價一億美元收購亞馬遜30%的股份，但杰夫堅持1.3億，就因為這3000萬美元，我們沒談攏，我錯過了亞馬遜。今天亞馬遜的市值是8700億美元，30%的股份就是2600億，我因為3000萬美元，而錯過了2600億美元。”

　　這個故事孫正義曾在多個場合下屢次提及，在他看來這是一次巨大的錯誤和遺憾。 而手握千億美金的軟銀和愿景基金，似乎將不會允許這種遺憾再次發生。只是命運的鐘擺從來都不肯一次性落到那合適的位置，而是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不愿再因為保守而錯過的孫正義，似乎又走向了因激進而浪費的另一個極端。

　　02WeWork點燃導火索

　　過去幾年里，軟銀的大手筆讓所有人為之震驚。它到處遞上投資要約，幾乎承包了創業融資新聞，推高了一批創業企業的估值。 由于軟銀往往能給出比IPO更高的估值，在硅谷，甚至已經流傳出了“在軟銀市場上市”的笑談。 四處征戰的底氣，則來自于口袋里充裕的“子彈”。

　　 2018年，給美國多家媒體供稿的沙特阿拉伯記者賈邁勒·卡舒吉在沙特遇害后，全球商業精英紛紛離開在沙特舉辦的投資峰會。 而孫正義和他的副手拉吉夫·米斯拉卻在此時前往看望了年輕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以示軟銀對這位金主的關切。 軟銀持有的千億美金中，幾乎有半數資金來自這位年輕的王室成員掌管的主權財富基金。

　　 然而，在軟銀近期進行的愿景基金二期募資活動中，各大金主們并不積極。據報道，愿景基金二期初始融資僅20億美元，不及1080億美元目標的零頭。 WeWork的危機引爆了最為直接的質疑。11月6日，軟銀宣布第二季度經營虧損約65億美元，最主要的原因是就是在WeWork項目上的大規模投資計入減值。

　　 在面對WeWork所產生的巨大損失時，孫正義不得不喪氣地承認：“我們創造了一個怪物，我們給了他所有的資本。”他坦承在WeWork上的投資是“貽笑天下”。 在WeWork今年9月份的上市危機爆發前，軟銀向它投資了106.5億美元。為了拯救它，10月份軟銀計劃繼續投資40億至50億美元。有人認為這樣重注一家公司是在賭博，但軟銀必須繼續下注。

　　其實，WeWork的垮臺不過只是一次導火索，在此之前，無論是Uber遭遇了美國上市首日即跌幅最大的慘敗，還是辦公通訊公司Slack股價自6月首日交易以來下跌了近45%，抑或是Vir Biotechnology自10月中旬上市以來下跌了30%。 這些都給軟銀集團蒙上了巨大陰影。

　　 時至今日，我們都很難否認投資堅持“長期主義”的合理性。與此同時，也早有無數的頂尖高手向世人證明了長期主義的巨大威力。 信仰價值投資的巴菲特，借助數十年復利的力量，成為了投資領域世人敬仰的一代大師。貝索斯帶領亞馬遜，以長期價值為中心，多年來主動不盈利，將新的利潤用以投資未來，并形成了以飛輪效應為代表的長期經營理念，成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之一。

　　 但對孫正義而言，正確的理念卻在2019年得到了糟糕的結果，除了“時間還不夠長期”這種借口之外，我們必須正視，在該理念的具體執行過程中，一定在某些環節出了問題。在急速狂奔的過程中，孫正義的理念似乎并沒有很好地與團隊內部人員達成有效共識。大量的公司在愿景基金的“撒幣行動”中被擊中。其中甚至包括一家遛狗公司WIG，該企業曾獲得愿景基金3億美元投資，如今其準備掛牌出售。 對于此，曾被視為孫正義的接班人，但在2016年突然辭職的尼凱什·阿羅拉，在前不久接受采訪時直言道：“資金掌握在合適的人手中，合適的創始人和合適的潛在長期平臺才能發揮作用，但這并不是在每個遛狗和酒店客房租賃網站上都能任意妄為地發揮作用。”

　　03共享經濟滑鐵盧

　　除了管理問題，對共享經濟的重注加碼則是孫正義在執行層面上所犯的另一個錯誤。 經過兩年的發展和泡沫喧騰，衣食住行等各類模式下都涌現出共享概念的初步玩法，并且正在面臨著監管和市場的雙重考驗。

　　 在軟銀的投資版圖中，共享經濟占據了極大比重。其中，Uber人力成本社會化的做法引發監管強勢反彈；WeWork則是簡單粗暴地依靠財技將長期成本變成了短期利潤，瀕臨爆雷；滴滴在中國一家獨大后，順風車卻由于安全問題被緊急叫停，增長放緩；而印度經濟連鎖酒店OYO的粗放擴張已然失敗，在中國持續減員。 更糟糕的是，幾乎所有的共享經濟企業都在虧損。

　　 “共享經濟”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于1978年提出。根據其原始定義，共享經濟應該是一個由第三方創建的、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市場平臺。個體借助這些平臺，交換閑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識、經驗，或者向企業、某個創新項目籌集資金。

　　 而現如今市面上我們見到的絕大多數打著共享經濟旗號的模式，都很難符合這一原始定義。無論是共享單車還是共享充電寶，這些模式中，均是由企業方一并擔任平臺和物資提供的雙重角色。相比“共享經濟”的新殼子，“租賃經濟”這個詞或許更加適合。9月11日，美國加州頒布的AB5法案更是對“共享概念”發出了徹底打擊。 該法案規定，在共享出行和外賣領域，司機和配送人員提供服務，但并不從平臺獲取報酬，這類商業模式冠以“共享”之名，卻最終被定義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AB5法案要求“零工經濟”的公司將合同工按照正式員工對待，提供最低時薪保護，以及工傷、健康保險、帶薪病假等員工福利。法案一旦實施，軟銀所投資的Uber、Lyft以及食物外賣公司DoorDash等依靠兼職勞動力控制人力成本的方式將不可持續。

　　在孫正義的數次演講中，他一再強調的是自己所投資的企業都是以人工智能為中心的。而前文中所提到的無論是Uber還是WeWork，在其沒有出事之前，孫正義在對外發言中也常常透露出這兩家企業的核心本質是AI。 諸如Uber在自動駕駛汽車領域的研究，以及WeWork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來給社區中的成員推薦合適的WeWork會員會面合作。 但攤開這幾家企業的財務報表我們可以清楚看到，AI在它們的整體戰略中，講故事的作用遠大于實際意義，至少短期來說如此。

　　時至今日，共享經濟已然證明了自己的上限和本質，而孫正義所奉行的長期主義，也在這里重重地栽了跟頭。2000年，重倉互聯網的孫正義曾做過3天全球首富。 隨后的一年里，互聯網泡沫全速消退，孫正義投資的公司損失慘重，軟銀股價一度下跌到只有原來的1%，孫正義負債累累，很多人再次轉回了實體行業。 

　　但孫正義沒有退縮，他說：“從100公里外看，那是毫不動搖的景色，近看就入了迷局。”所透露出的堅定與自信令人動容。 但眼下，面對Uber和WeWork乃至OYO的未來時，人們難免對孫正義感到困惑。 一方面，軟銀重倉的“共享經濟”和孫正義堅定看好的“人工智能”之間，到底有多大關系？ 而另一方面，愿景基金所布局的其余AI企業，又需要多久，才能真正成為下一次科技變革的領袖？ WeWork的估值斷崖式下跌，極具象征意義。投資者正變得現實，以往那種先重金投資，讓企業盡情燒錢擴張，做到一定規模后再商業化的投資邏輯開始受到質疑。

　　經歷過幾番泡沫破滅的洗禮，現如今投資市場大大小小的投資者都已經對這種“高增長、高成本、盈利難”的模式充滿警惕。“一個好故事”和“想象空間”的吸金能力相比過去大幅萎縮，而利潤、現金流等實際數據的參照價值則越來越大。

　　加上整個大環境對經濟衰退的預期，絕大多數投資者都更傾向于采取保守的投資策略，“提前打開酒瓶”。

　　與未來30年或300年的藍圖相比，人們開始更關心目標公司短期的盈利能力。這對孫正義等”長期主義者“來說，將是一個巨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