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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弗里·愛潑斯坦，這位在監獄中自殺的性犯罪罪犯，生前曾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有錢有勢的名人。

　　其中包括億萬富翁（Leslie Wexner和Leon Black），政治家（Bill Clinton和Bill Richardson），諾貝爾獎獲得者（Murray Gell-Mann和Frank Wilczek），甚至還有王室成員（Andrew王子）。

　　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聲望和權力上與世界第二富豪比爾·蓋茨相提并論，比爾·蓋茨是一位才華橫溢、極度注重隱私的杰出人物。與其他許多人不同的是，比爾·蓋茨是在愛潑斯坦被判犯有性犯罪之后才與他開始這段關系的。

　　比爾·蓋茨是微軟的聯合創始人，他把自己的1000多億美元財富捐贈給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組織。對蓋茨來說，他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減少自己與愛潑斯坦的聯系。他上個月對《華爾街日報》說：“我和他沒有任何商業關系或友誼。”

　　事實上，從2011年開始，蓋茨曾多次與愛潑斯坦會面，包括至少三次造訪愛潑斯坦位于曼哈頓的別墅，至少一次與在他那兒呆到深夜。上述信息來自于對十幾位熟悉這段關系的人士采訪以及《紐約時報》審查的文件信息。

　　蓋茨基金會的員工也多次拜訪愛潑斯坦的豪宅。愛潑斯坦還與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以及摩根大通就一項擬議中的數十億美元慈善基金進行了交談，這項安排有可能為愛潑斯坦帶來巨額費用。

　　蓋茨在2011年與愛潑斯坦第一次見面后給自己的同事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他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盡管對我來說行不通，但有點耐人尋味。”

　　蓋茨的發言人布瑞吉特·阿諾德說，他“指的只是愛潑斯坦住所的獨特裝飾風格，以及愛潑斯坦自發地把熟人請到家里來見蓋茨的習慣。”

　　她說：“但這絕不是要表達一種興趣或認可。”

　　愛潑斯坦一次又一次地設法與世界上一些最有權勢的人建立了密切的關系。他用金錢和接近其他有權勢的名人或富人來吸引他們，以至于許多人都忽略了他在不當性行為上的壞名聲。他吸引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吸引其他更多的人。

　　蓋茨和其價值510億美元的蓋茨基金會一直致力于保護年輕女孩的生命。在蓋茨和愛潑斯坦初次見面時，愛潑斯坦就因未成年人賣淫而入獄，并被要求登記為性犯罪者。

　　阿諾德說，一位“知名人士”向蓋茨先生介紹了愛潑斯坦，他們多次會面討論慈善事業。

　　阿諾德說：“蓋茨先生后悔自己曾與愛潑斯坦會面，并認識到這樣做是一個錯誤的判斷。”蓋茨先生認識到，愛潑斯坦與慈善事業有關的想法給了他一個不應得的平臺，這與蓋茨先生個人的價值觀和基金會的價值觀相抵觸。

　　第一次會面

　　蓋茨核心圈子的兩名成員——Boris Nikolic和Melanie Walke——與愛潑斯坦關系密切，有時充當兩人之間的中間人。

　　1992年，Walker在德克薩斯大學畢業6個月后認識了愛潑斯坦。據Walker說，愛潑斯坦曾是維多利亞的秘密的所有者Wexner的顧問，他告訴Walker，他可以為她安排一個模特試鏡。后來她搬到紐約，住在愛潑斯坦位于曼哈頓的公寓樓里。她說，她從醫學院畢業后，愛潑斯坦于1998年聘用她為科學顧問。

　　Walker后來會見了微軟高級執行官Steven Sinofsky，后者后來出任了微軟Windows部門的總裁。Walker搬到了西雅圖，與他住在一起。2006年，她以高級項目官員的頭銜加入了蓋茨基金會。

　　在基金會上，Walker結識了Nikolic，并和他成為了朋友。Nikolic出生于現在的克羅地亞，曾在哈佛醫學院擔任該基金會的科學顧問。Nikolic和蓋茨經常一起旅行和社交。

　　Walker一直與愛潑斯坦保持著密切聯系，她把他介紹給Nikolic，然后兩人就變得友好起來。

　　愛潑斯坦和蓋茨于2011年1月31日晚在上東區愛潑斯坦的別墅首次見面。愛潑斯坦曾經約會過的前瑞典小姐Eva Andersson-Dubin博士和她15歲的女兒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Andersson-Dubin博士的丈夫、對沖基金億萬富翁Glenn Dubin是愛潑斯坦的朋友和商業伙伴，Dubin夫婦拒絕置評。）

　　蓋茨的女發言人阿諾德說，聚會從8點開始，持續了幾個小時。愛潑斯坦隨后在給朋友和同事的電子郵件中吹噓了這次會面。“比爾很棒，”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蓋茨先生則稱贊愛潑斯坦的魅力和智慧。第二天，他給同事發郵件說：“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瑞典女士和她的女兒順道來訪，我在那里呆了很長時間。”

　　蓋茨先生很快又見到了愛潑斯坦。在加州長灘舉行的一次TED會議上，與會者發現兩人正在私下交談。

　　據有關會議的電子郵件和《泰晤士報》刊登的一張照片顯示，那年春天晚些時候，大約是2011年5月3日，蓋茨再次造訪愛潑斯坦位于紐約的豪宅。

　　這張照片是在愛潑斯坦大理石裝飾的門廳里拍攝的，照片中，愛潑斯坦穿著一雙藍金色的拖鞋，穿著一件印有美國國旗的羊毛衫，身旁簇擁著一群名人。站在他右邊的是時任摩根大通高管的James E. Staley和前財政部長Lawrence Summers。站在他左邊的是Nikolic和蓋茨，他們面帶微笑，穿著灰色的休閑褲和海軍藍的毛衣。

　　巨額慈善基金

　　當時，蓋茨基金會和摩根大通正聯手創建全球健康投資基金。其目標是“為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提供機會，為有可能拯救低收入國家數百萬人生命的后期全球衛生技術提供資金”。

　　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隨著該基金的細節被敲定，Staley告訴他摩根大通的同事，愛潑斯坦希望加入討論。愛潑斯坦是摩根大通的一位重要客戶，他在摩根大通擁有數百萬美元的賬戶，并推薦了一批富有的人成為該公司的客戶。

　　愛潑斯坦向摩根大通官員，包括Staley和蓋茨的顧問Nikolic提出了設立單獨慈善基金的想法。據五名參與談判或聽取了會談情況介紹的人士透露，他設想成立一個龐大的基金，由蓋茨基金會的資金作為種子，專注于世界各地的醫療項目。除了蓋茨的錢，愛潑斯坦還計劃從他的那些有錢朋友那里募集捐款，此外還包括一些摩根大通最富有的客戶。

　　愛潑斯坦認為他個人可以從中受益。據一位看到這項提議的人說，他傳閱了一份長達四頁的提案，其中包括一項提議，即無論他籌集到多少資金，都要給他支付0.3%的報酬。例如，如果愛潑斯坦籌集了100億美元，那么這筆傭金費用將達到3000萬美元。

　　阿諾德說，蓋茨先生和慈善基金會不知道愛潑斯坦一直在尋求傭金報酬。她說，愛潑斯坦“確實向比爾·蓋茨先生和后來的基金會官員提出了一些想法，他承諾將拿出數千億美元用于全球與衛生相關的工作。”

　　據三位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底，在蓋茨的指示下，基金會派了一個團隊前往愛潑斯坦的別墅，就慈善籌款進行了初步討論。其中兩人說，愛潑斯坦告訴他的客人，如果他們在網上搜索他的名字，他們可能會斷定他是個壞人，但他所做的事比不上“偷面包圈”。

　　一些蓋茨慈善基金會的員工說，他們不知道愛潑斯坦的犯罪記錄，得知基金會與一名性犯罪者合作，他們感到震驚。他們擔心這會嚴重損害基金會的聲譽。

　　2012年初，蓋茨慈善基金會的另一個團隊在愛潑斯坦的官邸會見了他。他聲稱，他可以動用客戶的數萬億美元資金，把這些錢投入擬議中的慈善基金——這個數字太荒謬了，以至于他的來訪者對愛潑斯坦的可信度產生了懷疑。

　　飛往佛羅里達

　　蓋茨和愛潑斯坦一直在見面，阿諾德不愿透露兩人見過多少次面。

　　2013年3月，根據一份飛行清單，蓋茨乘坐愛潑斯坦的灣流飛機從新澤西州的泰特伯羅機場飛往佛羅里達州的棕櫚灘。阿諾德說，蓋茨自己擁有一臺價值4000萬美元的噴氣式飛機，因此他并沒有意識到這是愛潑斯坦的飛機。

　　六個月后，Nikolic和蓋茨在紐約參加了一個與Schr?dinger有關的會議，Schr?dinger是一家制藥軟件公司，蓋茨在這家公司有大筆投資。阿諾德說，在那次訪問中，愛潑斯坦和蓋茨共進晚餐，討論了蓋茨基金會和慈善事業。

　　2014年10月，蓋茨向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捐贈了200萬美元。大學官員在內部電子郵件中稱，這項禮物是由愛潑斯坦“指使”的。阿諾德說：“我們無意，也沒有明確的要求，讓愛潑斯坦以任何方式控制資金。”

　　不久之后，愛潑斯坦和蓋茨之間的關系似乎已經冷卻，與蓋茨基金會討論過的慈善基金也從未實現。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愛潑斯坦在2014年底向一位熟人抱怨，蓋茨已停止與他交流。

　　然而，這段關系并沒有完全斷絕。據前基金會員工透露，至少有兩名蓋茨慈善基金會高級官員與愛潑斯坦保持聯系，直到2017年底。

　　阿諾德說，蓋茨慈善基金會不知道有任何這樣的接觸。她說：“隨著時間的推移，蓋茨先生和他的團隊意識到愛潑斯坦的能力和想法是不合法的，因此所有與愛潑斯坦的聯系都被中斷了。”

　　在愛潑斯坦于8月10日在曼哈頓監獄牢房自縊身亡的前幾天，他修改了遺囑，并任命Nikolic為后備執行人，以防兩名主要執行人中的一人無法執行遺囑。（Nikolic在法庭訴訟中拒絕擔任遺囑執行人。）

　　Nikolic目前正在經營一家風險投資公司，蓋茨是他的投資者之一。他說，愛潑斯坦遺囑中的名字讓他感到“震驚”。他在對《泰晤士報》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我非常后悔曾經見到愛潑斯坦。”